中国古代陵墓的概念和研究范畴
刘毅
陵墓是中国古代墓葬之一种，《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认为：“人类将死者的尸体或尸体的残余按一定的方式放置在特定的场所，称为‘葬’。用以放置尸体或其残余的固定设施，称为‘墓’。在中国考古学上，两者常合称为‘墓葬’。”①简单地说，“葬”是处理尸骸的方式，“墓”是葬地的标识形式；而“陵墓”或“陵寝”则是对中国古代帝王墓葬的一种特殊称谓。中国古代陵墓研究，就是对于中国古代帝王墓葬的特点及与之相关的各项规章制度进行分析探讨。
①王仲殊：《中国古代墓葬制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66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第一节 中国古代陵墓的概念和研究范畴
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基本内涵可以分解为“陵”、“寝”、“庙”三个概念来理解。
1．“陵”
“陵”字的本意是指高大突兀的山丘，成语有“陵谷之变”即用此义。东汉应劭考证说：“《诗》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又，‘天险不可升，地险山川丘陵’。《春秋左氏传》曰：‘崤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崤在弘农渑池县，其语曰：‘东崤西崤，渑池所高。’《国语》：‘周单子会晋厉公于加陵。’《尔雅》曰：陵莫大于加陵，言其独高厉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公坟垄各称陵也。”①这段话把“陵”字的本义和引申义辨析得很明白，并特别指出当时(汉代)王公坟墓各称“陵”。北魏郦道元引《三秦记》考证云：“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②此后，沿袭应劭和郦道元之说者不乏其人，都认为汉代高坟大冢始称“陵”。
事实上，“陵”字派生出“墓地高大封土”之义已见于先秦，而不是始于汉代。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认为：“古王者之葬，称墓而已。……及春秋以降，乃有称‘丘’者，楚昭王墓谓之‘昭丘’，赵武灵王墓谓之‘灵丘’，而吴王阖闾之墓亦名‘虎丘’，盖必因其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外无闻焉。《史记·赵世家》：‘肃侯十五年起寿陵’；《秦本纪》：‘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始有称‘陵’者，至汉则无帝不称陵矣。”③顾亭林以赵肃侯十五年(公元前335年)为以“陵”指称高坟大冢之首见，亦即认为“陵”这一名称始于战国时期。清末俞樾又根据《汉书·地理志》中“河东郡·襄陵”条下唐颜师古注：“晋襄公之陵，因以名县”；“陈留郡·襄邑”条下颜师古注：“圈称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乡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湿，故徙县于襄陵，谓之‘襄邑’”等两条资料④，认定：“春秋之世已有陵名。”⑤考晋襄公驩卒于周襄王三十一年(公元前621年)八月，宋襄公兹父卒于周襄王十五年(公元前637年)五月，如颜注无误，则至迟公元前7世纪晚期已有以“陵”名诸侯墓之例。
从前哲的考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陵字由高大山丘之本义，不晚于春秋战国时衍生出高大坟冢这一新涵义，此义系因高坟大冢堆土象山的实际面貌引申而来。从汉代起，“陵”开始成为帝王墓葬的特定称谓，如高祖墓称“长陵”，文帝墓称“霸陵”等，是陵字又从单纯的封土象山之义扩充为指代帝王墓葬之全部及其附属设施。
2．“寝”
“寝”字的本义是指古人正规的或最主要的起卧处所，成语“寿终正寝”即用其义。“寝”在“堂”之后，正规的堂、寝之间还应该以门相隔，“寝门”之名数见于《仪礼》、《礼记》等典籍，如《仪礼·士昏礼》谓：“妇至，主人揖妇以入，及寝门，揖入，升自西阶。”⑥帝王则专门辟有寝宫，以与受朝办事之“殿”、“朝”相对应，帝王所居若多的寝宫具体又可以分为“露寝(正寝)”与“小寝”等。古人认为“事死如事生，礼也”⑦，因而也在宗庙中、陵园内为先人设置了“寝”和“便殿”，而且在寝中要如待生者一般服侍先人。汉代皇帝陵园中的寝要“日上四食”，唐儒颜师古认为：“寝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寝矣；便殿者，寝侧之别殿耳。”⑧汉诸陵之寝中不仅要供奉饮食，而且还要“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⑨，寝中有宫人等人役应差，完全如墓主生时一般。此制唐宋相沿无改，陵上之寝名曰“下宫”。至明初，明太祖下令取消了皇陵中寝的建置，这便是顾炎武之所谓“明代之制，无车马，无宫人，不起居，不进奉”⑩，是为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3．“庙”
“庙”字的本义是指宗庙。上古自天子至士皆可有庙，用于崇祀祖先；后代庶人亦可建造祠堂以祭享先人，这种祠堂，有时也称之为“家庙”，唐代颜真卿即有书法名作《颜氏家庙之碑》。天子的宗庙仿生前宫殿为之，规制崇宏，有象征朝堂的“庙”，还有象征露寝的“寝”。东汉末蔡邕认为：“宗庙之制，古学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11)据此可知，在上古时代，“庙”与陵墓应该是没有直接关联的两个事物，并且，墓的地位要逊于庙。《礼记》记录了孔子和曾子的一段问答，可以证明这一点。“曾子问曰：‘宗子去在他国，庶子无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请问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为坛以时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于家。’”东汉郑玄在“望墓而为坛以时祭”句下注释曰：“不祭于庙，无爵者贱，远避正主。”(12)从这段对话及其注释中，可以明显看出上古之“庙”在正规的礼仪活动中的地位为墓所难望项背。
秦火以后，古礼不尽传于世，西汉列帝皆各自在陵旁立庙，但这种“庙”仍然是上古意义的宗庙，而不是陵园本身的设施(13)。东汉明帝把“西都旧有上陵”之礼制度化，届时，“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公卿群臣谒神坐，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舞)文始、武行之舞。乐阕，(群)臣受赐食毕，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国)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孝子事亲尽礼，敬爱之心也”(14)。这种仪式与以往陵园中寝殿内的“上食”之礼不同，而是“如会殿前礼”(15)，亦即模拟朝会仪式。从此，陵园中的主体祭祀建筑——“寝殿”或“石殿”开始具有了一部分宗庙的功能。
不晚于两汉之交的文献中已经有了“陵”、“庙”并称的用法。如《汉纪》记载：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五月，丞相韦贤病故，其子韦弘“为太常丞，贤以弘当为嗣，太常职当陵庙，烦剧多过，勑令自免”(16)。又如《后汉纪》记载，明帝于永平二年(59年)十月“甲子，幸长安，祠陵庙”(17)。“陵”、“庙”并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皇陵地位的提高。此后，唐宋陵园中的“献殿”、明清陵园中的“祾恩殿”、“隆恩殿”等作为陵园中的主体祭祀建筑，都沿着东汉以来强化陵上政治性祭祀的方向继续发展。“陵上之庙”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与宗庙的祭祀方式也越来越相近似；在这种制度、观念变化的背后，是皇陵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从一定程度上看，明清皇陵中的享殿或曰献殿，具有和国都中太庙(宗庙)相同的实用功能和政治象征意义。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归纳出概括性的结论，即：“陵墓”是一个特称名词，它专指中国古代帝王的墓葬，其内涵不仅包括埋葬的本体，还包括了地面陵园建筑和其他一切附属设施(因为陵上寝宫也是陵园建筑的一部分，所以本书一般用“陵墓”而不用“陵寝”来表述)。陵墓制度则是历代帝王墓葬及其附属设施和各种规范的总和。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应该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中陵园地面建筑、地下椁室或玄宫建筑以及附属的石像生、碑刻等，属于凸显于表层的物质层面，而墓地卜选规则、墓主葬式、陵园布局和玄宫结构特点所映射出的思想观念等，则属于更深层次的精神层面。
中国古代陵墓制度以历代帝王陵墓为基本研究对象，探究历代帝王陵墓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之轨迹。这一领域应该有两方面的主要研究内容，其一是地面陵园制度，包括陵园结构、祭祀建筑使用制度以及相关的陵园总体规划、祔葬墓和陪葬墓布列制度等；其二是地下埋葬制度，如棺椁制度、玄宫制度以及葬式和殉葬、祔葬之制等。除这两项主要研究内容外，还应该兼及一些与陵墓规制有较密切关系的问题，如身份等级制度、宗法制度、灵魂观念以及宗庙、宫室制度等。陵墓制度本身的研究重点应该在于物化层面，而精神层面的东西则用于辅助解释系统。杨宽先生曾经认为：“所谓陵寝制度，就是把远古流行的在墓地上建屋献食的礼俗，加以固定化和扩大化而已”(18)，似乎将陵寝制度的研究范畴限定得过窄。
①汉·应劭：《风俗通义》卷一〇，“山泽·陵”，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中华书局剑楼藏元大德本，第70—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②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一九，“渭水”，陈桥驿《〈水经注〉校证》本，第460页，中华书局，2007年。
③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五，“陵”，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嘉定黄氏西溪草庐重刊定本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第11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④汉·班固：《汉书》卷八二上，《地理志第八上》(唐·颜师古注文)，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本，第6册，第1551、1559页，中华书局，1962年。
⑤清·俞樾：《〈日知录〉小笺》，“陵”，影印《春在堂全书·曲园杂纂》本，附载影印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第32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⑥《仪礼·士昏礼第二》，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本之《仪礼注疏》卷五，第966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⑦《春秋左氏传·哀公十五年》，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本之《春秋左传正义》卷五九，第2174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⑧汉·班固：《汉书》卷七三，《韦贤传附韦玄成传》，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本，第10册，第3116页，中华书局，1962年。
⑨晋·司马彪：《后汉书志》第九，“祭祀下”，见宋云彬等点校本《后汉书》，第11册，第3200页，中华书局，1965年。按，“严”即“妆”，避汉明帝讳庄改。
⑩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五，“墓祭”，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嘉定黄氏西溪草庐重刊定本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第11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1)汉·蔡邕：《独断》卷下，影印《四库全书》本，第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2)《礼记·曾子问第七》，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本之《礼记正义》卷一九，第1399页，中华书局，1980年。
(13)西汉之宗庙初建于长安城南，至惠帝时以每月“游衣冠”不便等原因，采纳叔孙通之议，迁高祖之“高庙”重建于渭水北岸，因称“原庙”。“原”者，再也。景帝以后诸帝皆于陵旁立庙，相因无改。参见刘庆柱等《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载《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14)晋·司马彪：《后汉书志》第四，《礼仪上》，见宋云彬等点校本《后汉书》，第11册，第3103页，中华书局，1965年。
(15)汉·刘珍等：《东观汉记》卷二，《显宗孝明皇帝》，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本，第5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
(16)汉·荀悦：《汉纪》卷一七，《孝宣一》，地节三年五月甲申，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03册，第36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17)晋·袁宏：《后汉纪》卷九，《显宗孝明皇帝纪》，永平二年十月甲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03册，第59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18)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1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中国古代陵墓/刘毅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5